用“炯炯有神”形容阿正比较合适，炯炯有神的目光，炯炯有神的仪表，又高又壮1米85的个头，让人很难把他和他的出生地福建莆田那么个山青水秀的地儿联系到一起。提起故乡便提起儿时，阿正说他对儿时唯一的记忆就是贫穷。有一天，他们一群八、九岁的孩子到溪里摸鱼玩，回家的路上，看见路边停着一辆卡车，驾驶室里放着一篮鸡蛋、一块腊肉和一本书，小孩儿们垂涎欲滴地忽而说鸡蛋好忽而说腊肉香，阿正却看上了那本没有封皮的旧书。在物质和精神同样贫穷的年代，少年阿正在佳肴与书之间作着艰难的选择。及至后来他成为那个山村第一个大学生时，伙伴们还记得这件事。
在最有读书欲望的年代里，阿正没有书可读。上初中时，全年级最矮小的阿正却与高中的大哥哥往来密切，因为他们私底下悄悄交换旧书看。那时阿正最钟爱的两本书是《铜墙铁壁》和《多浪河边》，前者让他沉浸在想当英雄的无限憧憬里，后者则让他第一次领略了朦胧的爱情。1984年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时，阿正从众多的选择里挑了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了他情牵书缘的一个梦。刚当上编辑，阿正就有一个夙愿：一本书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太大了，我编的每一本书都应该自己愿意看，而且也让我的孩子看。从一踏进出版这个门槛，阿正就不满足只当个编书匠，他希望为人作嫁的同时自己也能有长进，在工作之外他努力寻求着表达自己的途径，这种表达通过图书策划，通过对图书评论、出版评论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出版业宏观理论问题的缜密思考得以体现。
1989年他以《出版自由之我见》一文力倡出版立法；1994年，他提出“对中国出版业实行分流管理的战略构想”，主张将出版业一分为三，依法管理、倡导竞争、促进繁荣；1995年，他写的《论现阶段出版业的八大关系》，再次引起出版界的广泛关注，老一代资深出版家对他的评价是：阿正对出版理论的关注充满热忱充满锐气。阿正曾经策划组织过一套“中青年编辑论丛”，他深切地期望当代出版能够在社会中树立不可替代的位置，希望出版行业中涌现出代表人物，成为社会名流，他认为中国出版不具备广泛的社会性是当前出版业的一个大问题。15年间，阿正编书百余，与国内多家名牌出版社展开合作，并获准在出版物上打出“阿正策划”的专用标志，成为国内率先拥有“个人品牌”的策划人。1999年，阿正落脚到了北京，为鹭江出版社筹划更多的选题，更大的社交圈为他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一本装帧精美的《世纪对话——文化嬗变与中国命运》（阿正编著）不出几个月便“飞”到了朋友们手上。
做过图书策划、电视策划的阿正自然会为网络英雄所青睐，给一家网站担任策划的阿正对网络有一个比喻：在资金、技术就绪的条件下，网络就像一个大仓库，现在需要的是我们往里填东西。“每一个人文学者都不可能不跟网络打交道，不打交道，他可能失去的是一个世界，打交道，大多数人都是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他们得到的信息95％是垃圾。想通过网络传播思想，却因网络的不规范遭到剥削。现在创作者正在和网络达成一种合作框架，如果要网络像传统媒体那样买稿子，它买不起；都不付费，又成了侵权者，因此学者们应该积极地参与到网络规则的建构中去，学者与网络之间应该达成一个有良好互动关系的平台。如果不形成一种大气的规范性的规矩，网站的所有问题将会受到制约。”
因为做事太锋芒毕露，有人觉得阿正太傲，但也有人对他的善举念念不忘；他最早参加希望工程助学活动，他为贫困地区的青年学者出过书。他为了坚守出版谢绝了豪宅美车的诱惑。还有一个故事想起来就觉得美丽：一个名叫索伊拉的蒙族姑娘为了爱情，放弃了出国放弃了故乡随阿正去福建到北京，陪伴着他一个又一个事业的新起程。
